編者按：

襄陽四中在六十四年的發(fā)展歷程中最成功的不僅僅是培養(yǎng)了像中科院院士熊有倫、經濟學家郭道揚、作家梅潔、遼寧艦現(xiàn)任艦長劉喆、亞洲蛙王閆子貝、六名省高考狀元等一大批高精尖人才，更是讓每一個曾在四中求學的學子感受到觸動心扉的溫暖，發(fā)自內心的尊重，刻骨銘心的情誼，受用終身的素養(yǎng)，還有濃濃的教育情懷，在這里求學三年，可以改變我們的一生！

櫻花燦爛，紫藤幽藍，海棠嬌美，香樟吐香，紅樓古韻……親愛的校友，這些四中印記在你不經意間想起時，是否還能喚醒一段沉睡的記憶？當一個個四中景觀悄悄落在心田，你是否仿佛又回到當年的青蔥歲月、踏進夢里的菁菁校園？初入校門的青澀、學成畢業(yè)的眷戀、同窗好友的鼓勵、授業(yè)恩師的教誨……一幕幕猶如昨日、歷歷在目。本文作者是襄陽市原教育局局長羅興才。他在《母校舊事》這篇文章為我們再現(xiàn)了他曾在襄樊四中(現(xiàn)為襄陽四中)求學的深情往事和真正的原生態(tài)的素質教育以及融洽的師生關系和深厚的同學之誼等，語言樸實，感情真摯，對母校素質教育的真情點贊，彰顯了他對教育的深沉思考，也彰顯了他對母校卓越教育的高度認可。（文：張德平）

母校舊事

羅興才

襄樊四中――我的母校，后來更名為襄陽四中。她雖然位于具有二千八百年悠久歷史的襄陽古城內，但她依然是一所剛進入青壯年階段的學校，也是一所具有特殊意義的學校。因為她是新中國誕生后，共產黨人在襄陽地區(qū)建設的第一所高中；在襄陽和鄖陽沒有分家時，她曾也面向鄖陽地區(qū)招收過學生；在沒有開展評選示范學校時，她曾是省重點高中；在培養(yǎng)各方面人才中，她曾培養(yǎng)出過中科院院士……這些都具有唯一性。屈指算來她也僅年屆六十有四，仍處于朝氣蓬勃、風華正茂的“年齡”。

襄樊四中，不僅因為她是我的母校又具有許許多多唯一性而讓我念念不忘，而且她與我戴有的“工農兵學員”、“民辦教師”和“老三屆高中生”三頂特殊的“帽子”有息息相關的聯(lián)系，而更讓我至今回味無窮。

我是在1964年秋由襄陽縣黃龍中學考入襄樊四中的。1968年秋，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號召下，我離開學?；剜l(xiāng)，由此被戴上“老三屆高中生”的帽子，應屬理所當然。又正因為有了這段經歷，我才有資格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得以選拔為“民辦教師”和“工農兵學員”。這應該說是淵源相聯(lián)。

襄樊四中――我時時刻刻懷念的母校。她給予我的不僅僅是基礎知識，她更培育了我的基本素質。

四年的襄樊四中生活，發(fā)生過許許多多難以忘懷的事情，其中綠色學校美如畫、師生情意深似海和全面發(fā)展不丟根等三方面一去不復返的舊事讓我感到更值得追憶。因為這三個方面從不同角度潛移默化了我和我們這一代四中學生的人生品質！

1964年8月31日，是個淅淅瀝瀝下著小雨的秋日，我肩挑背扛著行李到學校報到。從學校大門進入，沿著軸線走到行政辦公樓，幾乎從校園橫穿了一趟。當看到由大禮堂、教學樓和行政辦公樓構成的“品”字形的三大建筑之時，我頓生羨慕之情，情不自禁地輕聲說道：襄樊四中真美！

開學不久，我在校園里漫步細看，發(fā)現(xiàn)學校沐浴在果樹林的海洋之中。學校除了“品”字形的三大建筑，其他建筑都是坐北朝南的成平行線排列的一棟棟整齊的平房。在這些建筑間，除了行政辦公樓和教學樓前后各有一個花園之外，其他每兩棟房屋之間，全部是碩果累累的果樹園，有櫻桃樹園、梨樹園、核桃樹園、花紅樹園、白桃樹園、扁桃樹園……襄樊常見的那些水果，在校園里都幾乎有對應的果樹園。學校四周是一圈合抱粗的榆樹，高大挺拔，猶如威嚴的哨兵守護著校園。條條硬化的道路兩邊，是排列剪裁整齊的冬青樹叢。不得不讓我驚嘆不已：這哪是學校，簡直是果園。

開學不久，我們新生的五個班就與高年級的班一樣，分配到一片果樹下的土地，在那里種植起各式各樣的蔬菜。常言說，百日雞，一月菜。時過一月，我們的菜地就有收獲了，一棵棵鮮嫩的蔬菜交到學校食堂，換取的鈔票作為班費，用于班上雜支。自己勞動的果實自己嘗，味道別具一格。

次年初夏，我們教室前面的櫻桃園的櫻桃熟了，樹枝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紅色小燈籠。在陣風的吹拂下，搖來晃去，好像在向我致意。同學們雖然常常被這美景吸引的流連忘返，但沒有一個人去攀枝摘果。勞動課集體參加釆摘櫻桃活動，大家都知道“櫻桃好吃樹難栽”的名言，可沒有一個人去嘗新。在襄樊四中生活了四年，我們都參加過采摘各種果子的活動，但都不知道果子的滋味。

這綠色校園中孕育出的純樸嚴謹校風，讓綠色學校更加大放異彩！

如果說綠色校園美如畫，那么，綠色校園孕育的師生愛勞動、愛集體的心靈美更值得贊美。

考入襄樊四中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但進入襄樊四中可又有苦難言，開學前，東借西湊才籌齊了報到所需的費用，報名以后吃飯錢就成了揪心的事。

班主任江詩浩老師好像我肚子里的蛔蟲，對我家庭的困境了解得猶如盆子里生豆芽一一知根知底。開學不久，就為我及時安排了半個月的人民助學金，解除了我的燃眉之急。以后，每年暑假，他都給我安排好勤工儉學項目，為我尋找創(chuàng)收的一個個機會。

助學金和勤工儉學收入解決了我吃飯的大部分問題，但有時仍然因一時接濟不上而面臨斷頓。每到這些節(jié)骨眼上，總有人不聲不響的為我墊錢購票訂飯，久而久之，我才發(fā)現(xiàn)他是生活委員李財明同學。

吃飯有困難，睡覺也有難言之處。因家境貧寒，我上學只能帶一床薄被子用作蓋被，用一條拆開的舊麻袋當“鋪被”。到了冬天，寒冷的夜晚就會因為只有一床薄被子而顧此失彼，鋪不了，蓋不好。但入校后下第一場雪的夜晚，當我醒來時，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多了一床被子。借著雪色的返光我發(fā)現(xiàn)，被子是鄰床上趙光軍同學的。他把自己的鋪被鋪一半蓋一半將就著，而把蓋被悄無聲息地蓋到我身上了。我趁其熟睡時物歸原主，結果第二天清晨起床時，被子又蓋在我身上了。每年的冬季，這樣的事情總是接二連三地發(fā)生。讓我在寒夜里也感到身心是暖烘烘的。

二年級上學期的一周，聽說數(shù)學老師生病請假了，我們以為要調課。正當我們翹首以待時，年屆六旬、遠近聞名的數(shù)學權威閆平章副校長來了，他為我們上了一周的“三角”數(shù)學課，從此，他三番五次的經常給我們講授數(shù)學課。

被譽為“三八”式老革命（1938年參加革命）的校長劉科哲，不僅經常深入我們班里聽課，而且堅持參加我們的團支部會議，傾聽我們的意見，了解我們的心聲。

如果說成語“親如手足”講兄弟間情誼是恰如其分的表述，那么，說那個年代的師生關系情深似海一點也不夸張。

我一生中第一次獲得的奢侈品是一部礦日收音機，但他既不是我自己買的，也不是別人送的，而是參加學校興趣小組――無線電興趣小組自己組裝的。

學校的興趣小組是打破班級界限進行再組合，充分利用理化生實驗室等場所開展研學活動的學生組織，課外活動的形式七彩繽紛，每位同學的興趣和愛好都可以在興趣小組的活動中得以體現(xiàn)。

在襄樊四中的日子里，我們不僅開齊了所有的文化課，體育課也是雷打不動的，那時的學校運動場有點社會化，利用的社會共用的“鄂北運動場”。平常，每周兩節(jié)體育課都在“鄂北運動場”里上，遇到下雨下雪天，就在學校禮堂里上，做到了風雨無阻。更有每天下午課后的學生興趣小組豐富多彩的活動，更讓我們學到了在課堂上、課本中學不到的知識。還有各班的學雷鋒小組，更讓我們的心靈得到熏陶。不僅每周堅持分組學習雷鋒的故事和日記，而且經常交流踐行雷鋒精神的心得體會，做到學雷鋒，見行動。

還有每周半天的勞動課，也是堅持不懈，持之以恒，或者搞清潔大掃除，學生自己動手把寢室、教室進行一次搬家式清理；或者到學校在千山的農場去勞作，為農場的農作物鋤草、施肥，直至收割；或者在班上的菜地里拾掇，栽苗、澆水、松土、施肥；或者在學校果樹園里務弄；有時還集中一段時間到工廠去學工……形式多種多樣的活動，既讓我們學到了知識，更讓我們通過參加活動受到了潤雨無聲的思想政治教育。

校園里面雖然沒有張貼標語口號，但學校開展的形式多樣的活動，讓我們牢牢地樹立了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不忘初心，永跟黨走的思想。始終保持著一顆紅心兩個準備的情操，絲毫沒有唯升學的狂熱。

時代在變遷，傳統(tǒng)要傳承。在國家倡導素質教育的今天，我回味我們當年在襄樊四中接受的教育，情不自禁地想，這不正是不打“廣告”、不貼“標簽”的素質教育嗎？

――寫于2018年冬·北京

作者近照

光影四中